一次“诺基亚”式的转型失败？
今年9月初，德国工业巨头大众汽车集团宣布，他们将对位于茨维考的电动车生产厂进行裁员。到2025年，该工厂将裁员1200人。过去一年大众集团的利润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大众公司的财报显示，大众汽车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为9.66亿欧元，相较于去年同期萎缩了近一半。为了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降低运营成本，大众集团启动了超过100亿欧元的自我纾困计划。强制裁员是该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手段。9月晚些时候，德国《经理人杂志》（Manager Magazine）援引集团一位内部人员的消息称，该公司可能在未来削减在德国境内的30000个工作岗位（大众现在在德国雇佣了约130000名员工），并且可能关闭2-3家整车生产工厂。在该公司87年的历史中，他们从未关闭过一家国内的工厂。
当地时间2023年9月14日，德国茨维考，大众生产的电动汽车在交付前停在茨维考工厂的货运列车上。
德国大众集团当下面对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很大程度要归因于他们的转型失败。为了生产环境和气候友好型的未来交通工具，大众集团对新能源汽车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这一转型历程还必须追溯到2015年的一桩丑闻。该年9月，美国环境保护署指控大众汽车在其柴油动力汽车中安装作弊软件。该软件能使车辆在EPA排放测试中掩盖车辆的氮氧化物（NOX）实际排放量，它比美国标准允许的排放量高40倍。该丑闻后来被称为“柴油门”（Dieselgate），这是汽车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丑闻。为此，大众集团支付了超过300亿美元的罚单。次年，该公司邀请了9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初在与公司高层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巨大的阻力。因为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内燃机打交道的，另外，委员会也会面临来自工会和工人的巨大压力。电动汽车的生产和数字化会造成大规模的传统工人的失业。不过，经历了一年左右的协调和磨合，2017年，大众集团宣布了高达500亿欧元规模的大型脱碳计划，即未来该公司要全面实现整车生产的电气化。当然，这也是该公司为了重塑商业形象所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2018年，大众汽车宣布将茨维考的工厂改造成纯电动车生产基地。次年，前总理默克尔出席了该厂首条电动车生产线的落成仪式。这也预示着这家欧洲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制造厂的正式转型。1909年，霍奇（August Horch）在此建立了奥迪汽车的首家工厂。大众集团预计，到2025年，每年该公司将在此生产200万辆电动汽车，到2030年，电动车占公司新车的80%。另外大众集团承诺至2030年将在欧洲建造六座超级电池工厂。由于此利好消息，大众的股价飙升了60%。2021年，联邦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到2030年要在德国道路上投放总计1500万辆电动汽车。无疑，这一目标适配了大众的转型计划。故事的开端似乎也是按照大众的剧本按部就班地写就的。2022年德国电动车的销量达到了顶峰，当年，三分之一销售的新车是电动车。不过，良好的发展势头在2023年就戛然而止了。2024年，电动汽车在德国的销量更遭遇了断崖式的下降，仅在上半年，电动车的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6.4%。今年前九个月，电动车仅占大众公司新车销售份额的8%。这些数字远远低于大众公司和联邦政府设定的预期。
市场研究公司Brandwatch评估了社交媒体上超过4000万条评论和跟帖。根据他们的统计，72%有关燃油汽车的评价是负面的，有关电动汽车的负面评价比例就更高。在德国，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尤其是在德国漫长寒冷的冬天），用车习惯（日常跨城市长距离的上下班通勤），充电桩增加速度的缓慢等都是消费者批评电动车的焦点。不过，价格是消费者对电动车热情快速消退的最主要原因。德国市场上电动车的售价要比同类型燃油车贵四分之一左右。另外，电动车在二手车市场上的贬值速度远远超过燃油车。
然而，即便是在疲软的德国电动车市场上，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久前，比亚迪宣布将在欧洲市场推出不到20000欧元的Seagull车型。大众公司推出的廉价款电动车ID.3的基础车型在德国售价30000欧左右。它是承载了大众汽车荣耀的高尔夫车型的新能源平替版，被该公司视为电动车的旗舰产品。2023年11月，德国宪法法院的一项判决使本国车企彻底在这场价格战中败下阵来。2021年，由于Covid-19大流行病的紧急状况，当时的联邦政府获得了600亿欧元的补充预算。红绿灯联合政府想将这笔未使用完的预算用作气候转型基金。2022年经联邦议会的批准，这笔资金的用途被进行了重新安排。不过，去年宪法法院将此定性为“擅自挪用”。这一判决造成了政府的财政预算缺口，经济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不得不提前终止了对电动车的价格补贴。此前，每辆电动车能获得4500-6000欧的财政补贴。也就是说，德国制造的电动车又进一步被人为“拉高”了价格。
作为亡羊补牢的措施，大众乘用车首席执行官沙弗（Thomas Schäfer）宣布，该集团将研发售价低于20000欧元的入门级电动汽车，但是，一般一种新车型从研发到量产需要三年时间。可以预见的是，比亚迪会在2027年推出更为廉价的车型。沙弗承认，由于成本高、生产率低，该集团的旗舰品牌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竞争力的下降也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减产。位于茨维考的工厂是大众集团在德国本土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基地，它长期以来一直仅以三分之二的产能运行。这也直接导致了该工厂的裁员风暴。毫无疑问，大众集团如此之晚才计划研发一款入门级车型是一个管理错误。当然，德国车企在电动车市场上节节败退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德国车企在散热器、排气管、油箱和复杂的变速箱等传统汽车制造工艺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也是“德国制造”技术可靠和性能卓越的标志。然而，这些传统技术工艺在电动车制造上被电池和软件系统技术所取代了。德国电动车在这些新的核心技术上已经被竞争对手特斯拉和中国车企抛在了身后。
电动汽车约40%的附加值来自电池，然而欧洲电池行业在国际比较中明显落后，在全球电池生产中只占了不到10%的份额。全球76%的汽车电池都是由中国制造的。2022年，大众集团成立了一家PowerCo的子公司，该公司将专门为大众集团生产的电动车提供电池。大众运营的第一家电池工厂将于2025年投入运营。预计到2030年该项投资将超过200亿欧元，以进一步扩大电池产能。届时，所有大众旗下的电池工厂的总产能会达到200GWh，可以供应250万辆电动车。不过，PowerCo首席运营官沃尔夫（Sebastian Wolf）承认，即便如此，大众电池的生成成本依然要高于它的竞争对手。一方面，中国的建筑成本和生产设备要便宜得多；另一方面，德国的电力价格也是全世界最高的，而电力占到了电池生产成本的30%左右。
此外，德国车企在电动汽车另一核心技术，即软件系统上也要落后于其竞争对手。由于，新一代的用户现在对信息娱乐系统和无线更新感兴趣。因此，电动汽车更像是一部装了四个车轮的电脑，就像智能手机是一部安上了微型电脑的电话那样。当然，车载系统的复杂程度远甚于智能手机。几年前，德国车企的老板纷纷嘲笑马斯克是一位不知道如何造一辆真车的暴发户。然而，这些老板们现在再也笑不出来了。Cariad是大众集团旗下专门设计车载软件系统的子公司。现在，大众集团和德国整个产业界越来越担心，该公司无法解决车载软件与硬件之间的交互。大众ID.3的早期软件故障就影响了该车型的销量。同样使用Cariad公司车载软件系统的奥迪Q6 E-Tron和保时捷Macan等重要车型都因为软件问题不得不推迟一年上市。
诺基亚曾经是老牌手机的制造商，不过，在智能手机出现后，该品牌在手机领域迅速消失。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担心大众汽车是不是会成为车企中的“诺基亚”——它们生产的电动车不仅价格更贵，而且性能更差。然而，与诺基亚不同的是，大众汽车是德国模式和德国精神的最重要象征。大众汽车最初诞生在“第三帝国”，见证了德国从极右翼国家到战后经济奇迹的奇怪连续性——从最初的廉价纳粹“大众汽车”变成了全球最受喜爱的汽车品牌。祖父母一辈开着“甲壳虫”，他们的孩子对“高尔夫”情有独钟。另外，大众也代表了德国婴儿潮一代拥抱世界的雄心。用著名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a）的话来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进入世界。”大众汽车不仅是德国普通家庭最常用的代步工具，同时也是德国模式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的象征。
大众汽车的危机是德国模式终结的标志，欧洲最重要经济体的根基似乎也随之开始松动了。
能源转型和德国的“去工业化”
“大众一咳嗽，德国随着流感而倒下”，这是在德国广为流传的说法。大众汽车是德国人的心理保险，赋予了他们最基本的安全感。德国人相信，只要大众汽车还在源源不断地驶下流水线，德国的经济状况就不会像统计局和新闻所报告的那么糟糕。大众汽车是经济、国家和市场信心的晴雨表。它拥有几乎所有德国大企业的重要特征，即全球化布局、依赖中国、在工会控制下行动迟缓、在德国政治中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等等。大众汽车的危机也就预示着德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问题。
当地时间2023年9月14日，德国，茨维考工厂生产的电动汽车。
去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以“欧洲病夫又回来？”为标题发表了封面文章。在经历Covid-19大流行和俄乌战争之后，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在2023年都迎来了经济的回暖，然而，整个欧洲经济的定海神针德国却出现了萎缩。固执、低效、高成本的气候与能源政策调低了全球对于德国经济未来的预期。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一项研究显示，2022年外国公司在德国的直接投资仅有105亿欧元，德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高达1355亿欧元。1250亿欧元是该国有史以来最高的资产净流出。工业是德国经济的支柱，这些投资主要也是从这一经济部门流失的。一时间“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ierung）成为了去年德国舆论和社会中出现的最高频词。
德国的三大支柱产业，钢铁，汽车和化工业面临着“去工业化”中最严峻的冲击，德勤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被访公司打算将产能移出德国，其中汽车和机械企业态度最为坚决。陷入困境的德国车企也远远不止大众一家，宝马也效仿了大众，暂时关闭了位于丁格尔芬的宝马欧洲最大生产基地。化工行业在过去的两年中产能缩水了23%，德国化工业巨头巴斯夫正在削减本国的产能，并大幅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新兴的创新企业也因为高成本和有“毒”的营商环境打算将他们的生产和研发部门迁离德国。比如，“辉瑞疫苗”的真正研发商，德国生物制药企业BioNTech在去年早些时候将它最为尖端的mRNA癌症疫苗的研发部门搬迁到了英国。此外，德国拥有全世界一半的“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即那些年营业额低于50亿欧元并且在全球各自行业中排列前三的中型公司。它们构成了最为复杂的国际供应链网络。“去工业化”将导致德国失去这一最为重大的“隐性”优势。上述这些行业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高薪职位，这些企业的撤出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动荡。德国经济最强劲的州（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等）失业率增长最快，而这些州的失业率依然低于德国的平均值。荷兰国际集团（ING）首席经济学家布热斯基（Carsten Brzeski）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遭受“千刀万剐”。
随着大量企业由于成本原因搬离德国，造成了能源需求的暴跌。与上一年相比，2023 年能源密集型行业的产量下降了10%，德国的总能源需求由此减少了近2.5%。从 2018 年到 2023 年间，由能源成本驱动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20%，这使该国的总能源消耗量减少了6%以上。德国的“去工业化”或者说能源密集型产业崩溃起到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2023年，德国气候保护交出了一份非常亮丽的成绩单，根据智库Agora Energiewende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德国的碳排放量是自1950年以来最少的，相较于2022年减少了7300万吨。电力部门的表现尤为优异，近六成的发电量来自可再生能源。不过，随着核电的退出，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用带来高能源价格。因此，快速的“去工业化”趋势不仅仅是德国传统“顽疾”的作用——巨大的官僚负担，数字信息领域的发展迟缓，生产力的下降，冗长的行政程序，高税收和老旧过时的基础设施等等，德国政府雄心万丈的能源转型（Energiewende）政策和随之而来的高能源价格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长期依赖俄罗斯廉价天然气供应的德国面临供应瓶颈，由此推高了能源价格。不过，战争只是加剧或彻底暴露了此前早已在能源转型中埋下的能源价格危机。能源转型简而言之就是要从使用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化石燃料转向使用对气候保护友好的可再生能源。在德国，风能和太阳能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目前为止，电力是该国能源转型成果最为丰硕的部门，不过，电力价格的高企也成为了压垮德国工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早在2019年，德国的电价就已经超过了丹麦冠绝欧洲。该国的电价远远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对2023年各国电价的计算：德国的钢铁制造业企业需要支付7.9美分KW/h的电费，同类的美国和中国企业分别只需要支付5.7美分KW/h和4.1美分KW/h的电费。另外，德国的汽车企业负担着更为沉重的电费压力。他们需要支付19美分KW/h的电费，他们在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对手只需要面对6.9美分KW/h和8.9KW/h的电价。如果，德国的电费始终是其它主要工业国家的2-3倍的话，那么该国生产的产品是注定无法维持竞争力的。
为了缓解企业过高的能源成本，提升德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去年11月大联合政府最终推出了一项妥协性的工业电价补偿方案，即将电税从现在的每千瓦时1.5美分调降到0.05美分，并且将为350家企业提供额外的补贴。工业电价对企业界的吸引力并没有预期中的那么高。首先，工业界认为即便有这些补贴，德国的电价依然会高于美中等国；其次，电价补贴只持续到2030年，并不能为公司的长远投资规划做出保障。学术界对此的批评更为强烈，德国当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福斯特（Clemens Fuest）教授指出，由于德国的核淘汰政策以及无法再依赖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德国的能源上涨不会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和电价补贴而结束。因此，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外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片面的补贴反而会伤害到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中小型企业。此前一向支持各种产业政策的经合组织（OECD）也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了这些措施隐藏的陷阱，“国家援助最终可能会偏袒一些公司而不是其他公司，支持低效或失败的公司，并导致僵尸公司的生存，从而减缓提高生产率的重新分配。”
去年一项由巴伐利亚州政府委托Prognos AG所做的预测性研究显示，即便按照最好的情况估计，2040年德国的电价依然会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可再生能源本身的物理属性决定了电力生产的高成本。最坚定支持转向可再生能源的绿党，经常用以下的说法来解释绿色电价的高企只是暂时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继续建造更多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屋顶，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电力将逐年变得更便宜，并且在某个时候将实现气候中和。”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在《经济学人》发表的评论文章又重复了这样的说法。他以此来回应该杂志之前将德国视为“病夫”的观点。然而，这样的反驳是站不住脚的。
当地时间2023年8月22日，德国北威州电动汽车生产线。
虽然，随着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组件成本的下降，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但是，这只是绿色电价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将大幅提高电价。由于，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和天气是密切相关的。德国的天气条件其实并不适合绿色电力的发展。在该国的冬季（从10月到来年的3月）往往有数十天，期间可再生能源只能提供当天全国所需的电力的10%。以2023年的冬季为例，德国的清洁能源电力仅占总发电量的55%，与以煤电为主的捷克持平，远远落后于奥地利（85%）和法国（94%）。绿党所提出的快速扩张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根本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因为，当风不吹、阳光不照的时候，任意数量的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板都不能发电。所以，为了填补绿色电力的缺口，德国必须启动额外的供电系统。在彻底弃用核电以后，他们只能转向煤电或者天然气发电。也就是说，德国必须长期维持两套能完全保障该国电力使用的发电系统的运营。这套备用系统的运营成本也会计入电价让德国人买单。另外，为了绿色电力的扩张，德国必须重新建设数千公里长的各类输电线路。这些建设成本也会成为电价的一部分。凡此种种的额外成本都没有被绿党和哈贝克“计算”入“他们”未来的绿色电价中。
迄今为止，德国政府在“能源转型”计划中，已经耗费了5000-10000亿欧元。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估计，未来20年该计划的支出还将大幅攀升。他们预估这部分的开支将高达6万亿欧元，而德国政府2024年度的财政预算仅为4770亿欧元。这项十倍于政府财政预算的计划究竟给德国带来什么？1）更贵的电价；2）“更脏”的电力生产。由于清洁电力的波动性和核电退出政策，使得德国必须大量保留化石能源电厂。放眼所有欧盟国家，2023年全年也仅仅有波兰和捷克几个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在生产电力时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比德国多；3）更不可靠的电力供应。2023年，德国成为了电力的净进口国。这是自2002年以来该国首次出现的状况。另外，随着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力需求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可以看到的是，两德统一后最为野心勃勃的政治计划既无法实现排放目标，又破坏了德国的经济，并对该国引以为傲的工业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
虽然，面对经济上的困局，德国政府推出了工业电价补贴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但是，它们的焦点既不是为了拯救工业和维护繁荣，也不是担忧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会彻底威胁工业强国的地位，而是担心这种情况发生得太突然，进而使气候政策受到更广泛的质疑和反对。绿党为了坚守意识形态的理想，置现实于不顾。德国联邦预算被不断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去了，比如能源转型，求职者基本津贴（Bürgergeld）和移民福利等等，而一些长期没有改善的国内问题始终无法得到充足的预算，比如中小学的破旧不堪与师资短缺（资金缺口近500亿欧元），警察和军队装备老旧，数字化建设止步不前和大量城市基础设施的摇摇欲坠（前不久德累斯顿的卡罗拉大桥刚刚发生垮塌）等等。在他们看来，该党所设定的意识形态是不会错的，尽管它们当下没有奏效，甚至对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是，“药方”是不必更改的，只需要加大“剂量”。当然，这些顽固的以意识形态先行的政策已经使在短短的两三年间成为了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政党。根据阿伦巴斯民意研究所（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35%的受访者断然拒绝接受该党加入未来的联合政府。绿党的这一尴尬数字仅仅低于极右翼选择党。
“去增长”是通往未来的道路？
日本青年学者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过去的几年中出版了《人类世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等著作，书中重新被挖掘的“去增长”概念在全世界都获得了极大的共鸣。“去增长”被视为是解决生态和气候危机的重要手段。在德国，环境和气候问题早已成为了公共政治讨论中最重要的议题，“去增长”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焦点话题。著名的经济和环境记者赫尔曼（Ulrike Herrmann）是现在德国媒体脱口秀和各类访谈节目最受欢迎的嘉宾。去年，她出版了畅销书《资本主义的终结》（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她在书中就讨论了“去增长”的观点：“绿色政治的实际目标是社会的重构。增长驱动的资本主义应该被一个放弃增长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实现戒断消费所需的行为改变的唯一途径。”为了实现“去增长”的愿景，她设想了以“配给制和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战时经济体制”。一方面，赫尔曼女士“报菜名”式地罗列了需要实行配给的领域，这张“菜单”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她从来没有说过，为了拯救世界，“配给制”和“战时经济体制”要施行多久？
虽然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和副总理哈贝克都曾经许诺绿色经济与能源转型将带来另一次德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去工业化”的德国经济恰恰走在了“去增长”的道路上。哈贝克刚刚调低了对今年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此前，他认为今年经济0.2%的增长，现在他预计今年将出现0.2%的衰退。也就是说，德国经济将出现连续两年的衰退。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所（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所长，经济学家福斯特（Clemens Fuest）教授认为，现行的能源政策不能带来繁荣，未来几十年德国的经济会有“更多的汗水和泪水”。可以看到，德国作为“去增长”模式的实验田，该理念被迅速地投入到政治实践中去了，但是，现实的结果已经使得这一理念受到广泛的质疑。本文的最后简单地讨论一下如下的两个质疑。
首先，“去增长”不仅仅指的是生产和消费规模的减少，通过减轻生产上的资源消耗，改变过度消耗生态资源的生产模式，将其替换为更加低耗能的人类生存方案是该理论题中的应有之意。然而，现行的“去增长”的德国经济与“消耗生态资源”的“去增长”可能是相互矛盾的。由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远低于化石能源和核能，所以，在生产同等电力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消耗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远多于传统能源。一方面，风力和太阳能电厂占用的土地数百倍于核电厂；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迅速扩张的建造风力和太阳能电厂的需求，现已探明的稀有金属的储量是否足够，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论不断。此外，开采和运输这些原材料本身就是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仅采矿业一项，每年会向大气中排放100亿公吨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排放的四分之一。因此，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经济是否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去增长”，同时又造成了“消耗生态资源”的“增长”呢？然而，理论家们提出经济的“去增长”是为了实现“消耗生态资源”的“去增长”。
其次，“去增长”会冲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德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未来更多的人需要依靠政府的救济。此外，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联邦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提高福利待遇。由此，德国的经济和福利体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中去：经济的恶化促使政府发放更多的福利，更多的福利发放使工作变得不值得，从而进一步使经济恶化。另外，德国移民问题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申请庇护者非常容易地进入了社会福利体系，但是没有进入劳动市场。最后，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德国的养老金体系将承受更大的压力。以上种种因素的叠加会造成社会福利开支的激增。但是，不断“去增长”的经济如何去供养一个迅速膨胀的社会的福利体系？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必定是建立在经济繁荣之上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öll-Stiftung，一家亲绿党的智库）的前负责人福克斯（Ralf Fücks）最近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专栏文章中，非常委婉地批评了他的党内同僚：“尤其是对绿党来说，痛苦的事实是，一项主要关注气候问题而不同时解决威胁德国繁荣和安全的其他问题的政策正在迅速失去接受度。”
在把“去增长”作为解决气候和生态问题的灵丹妙药之前，人们是否应该首先评估“去增长”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人们是否也应该将此风险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作一个心平气和的比较？以当下德国的实践来看，这一重新评估是刻不容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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